村镇银行数量跌破千家，5年锐减超600家
作者：安卓
从遍地开花到加速收缩，村镇银行，这一中国数量最多的法人银行业金融机构正在经历一场深刻的结构性重组。据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金融许可证信息，截至今年9月，全国村镇银行数量已跌破1000家，较2021年末历史峰值1651家减少了600余家。
不过，数量下降并不等同于农村金融服务的收缩。天府立言金融研究院院长曾刚认为，改革的重点不是“关门”，而是将原先治理薄弱、抗风险能力有限的独立法人，转化为资本实力更强、管理更规范的分支机构或并入区域性银行体系，以更稳健的机构体系提高县域金融供给。
首次跌破1000家
2007年3月，第一家村镇银行在四川省仪陇县成立。此后，村镇银行数量持续扩张，成为我国县域金融的生力军。公开资料显示，2007年至2017年，村镇银行每年新增100至200家左右，到2021年末，数量达到顶峰的1651家，占全国银行业金融机构总数的1/3左右。
然而，受多种因素影响，部分村镇银行逐渐劣变为高风险机构。2020年末，银保监会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推动村镇银行化解风险改革重组有关事项的通知》，给出四条解决路径，包括支持主发起行向村镇银行补充资本、适度有序推进村镇银行兼并重组、引进合格战略投资者开展收购和注资、强化对主发起行的激励约束等。
推动村镇银行改革化险步入快车道的是2022年发生的河南村镇银行取款难事件，其不仅暴露了村镇银行这一群体在内部治理上存在的缺陷，同时也导致储户的信任度下降。该事件发生前，村镇银行的退出节奏极为缓慢，2022年退出8家，2023年退出9家，2024年退出速度开始陡然上升至83家。
2025年是村镇银行退出的分水岭。数据显示，当年全年共有310家村镇银行退出市场，是退出数量最多的一年。
进入2026年，整合节奏进一步提速，截至9月22日，已有183家村镇银行通过合并、重组、解散等方式获得退出批复，平均约一天半就有一家村镇银行从金融机构名单上消失。机构总量首次跌破1000家，降至986家。
山东、河北是此前村镇银行最多的省份，数量均超百家，而截至最新，山东的村镇银行已降至61家，河北降至57家。目前，村镇银行数量最多的省份是河南，合计有70家左右。另外，山西、贵州、江西分别有69家、68家、53家。
主发起行加速吸收合并
村镇银行的退出路径主要包括三种：被其他银行吸收合并改为分支行、被主发起行吸收改为分支行以及直接解散退出。
去年以来，主发起行开始大量吸收合并村镇银行。2026年半年报显示，目前农业银行、交通银行、工商银行已基本完成村镇银行法人退出，仅剩极少存量。
国有大行体系内的村镇银行主体主要集中于中国银行旗下中银富登。中银富登在全国设立了134家村镇银行、下设乡镇支行网点185家，覆盖全国22个省区市的县域乡村，是国内机构数量最多的村镇银行集团。
曾刚认为，目前国有大行对村镇银行的战略定位已发生了变化：早期以设立独立法人进入农村金融市场的模式，正在让位于“母行直管、分支承接、专业平台集中运营”的新框架。国有大行本身已拥有广泛网点、资金和科技能力，维持大量小型独立法人的协同收益有限，反而增加治理、资本、合规和风险传导成本。
股份行、城商行和农商行也在陆续吸收合并旗下的村镇银行。近日，湖南金融监管局发布《关于衡南浦发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解散的批复》，同意解散衡南浦发村镇银行，其全部资产、负债、业务、员工及其他各项权利义务由浦发银行承继。截至6月30日，浦发银行已获批收购了12家村镇银行，并改制为分支机构。
9月18日，陕西榆林金融监管分局和延安金融监管分局也分别发布批复，同意民生银行收购榆林榆阳民生村镇银行、志丹民生村镇银行并设立共计3家支行，承接上述村镇银行的资产、负债、业务和员工等。两家村镇银行的主发起行都为民生银行。
另外，上海农商银行同日公告披露，上海金融监管局已批准该行吸收合并上海崇明沪农商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崇明村镇银行”)，并承接其清产核资后的资产、负债、机构、业务、员工及其他权利义务。公开信息显示，崇明村镇银行是上海诞生的首家村镇银行，该行于2008年12月获批筹建，2009年2月正式开业，上海农商银行为主发起行。
曾刚认为，改为主发起行支行后，原机构不再保留独立法人资格，资产负债、客户关系和风险责任可直接纳入母行统一管理，避免了“风险隔离在子公司、资源分散在基层”的弊端。与此同时，支行承接原有网点和客户基础，较之简单撤并更具连续性，也使银行获得合规的异地网点布局机会。
曾刚同时强调，机构减量只是表象，改革的重点不是“关门”，而是以更稳健的机构体系提高县域金融供给。
“只要原有营业网点、信贷人员和客户服务不断档，且母行将更多授信额度、数字工具和产品资源下沉县域，服务能力反而可能增强。但整合后若出现网点撤离、授信权限上收、基层客户经理减少，或以标准化风控替代对农户经营情况的熟悉，就可能形成新的服务空白。”他说，改革应坚持支农支小定位，保留县域服务网络和本地化决策机制，并以数字金融补足物理网点优化后的可达性。
